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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番县者，实一巨大繁盛之沙漠城也。有一河来自南山之麓，经凉州之东北，流入沙漠。镇番西部之沙漠中，吾人所见远古遗址，为数甚多。据余个人研究所得，盖为远古文化之最晚者。因名之曰沙井期。沙井者，为镇番西三十里之小村。吾人所见之村落遗址三处，葬地遗址两处，其地皆为沙丘湮没。但此等沙丘，当发生于古址之后，自无可疑。然与古址不远之处，现代居民已有多所。故此种情形，亦不能认为沙井期后，气候变迁之证也。沙井遗址，皆在平地。住处周围，常有土墙遗迹。沙井期，吾人于镇番县之附近，寻获古址多处，为沙丘所没。古址之中，葬地住处均有发见。后者四侧围以土壁，该地势平坦之中自当藉此以为屏障也。此等古址中之各种器物，颇相类似，故确可视为一期所出。著者因名曰沙井期，盖从距镇番西三十里模范址之名。至葬地遗址及村落遗址之中，吾人采获铜器之小件无数。内有带翼之铜镞，乃精工之作。职是之故，著者因视与沙井相同之文化当为甘肃各期之最晚者。葬地古址之中，除铜器外尚有多数之贝货，及绿松石之饰珠等。陶器则质较粗，其形颇杂。器之大半均无彩文，否则器之一部另加红色之衣。可得见其详。更有少数陶器，上绘精致彩文。其主要者，为直立之三角形及有鸟形之横带纹。此等彩色陶器，显与苏萨陶器之有鸟形花纹者极为相似。因使吾人视二者之文化互有关联，但沙井期文化似又较苏萨期为晚。（p.14）沙井遗址，为甘肃文化期中之最晚者。盖根据铜器如矢镞之较精备而言。其中陶器大都单色，但此等单色陶器与寺洼及卡窑者有无渊源，至今尚未研究也。兹有一事，吾人急当申述者，即沙井遗址中未见寺洼有马鞍口之大甕。多数之沙井陶器，上绘清晰之红色条纹，最特别者为绘鸟形之横行花纹，使吾人忆及苏萨之图案。（p.19） 沙井文化由此进入了世界史前考古的经典，民勤县也因此闻名于世。当然，沙井文化仅仅是安特生慧眼触及的一个角落。如果不出意外，沙井文化的主要器物和安特生发掘的其它标本一样，现在正沉睡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某个橱窗里。考古学方面的杰出成就，决定了安特生后半生的事业。1926年安特生衣锦荣归，在他的祖国受到了空前隆重的迎接。回国后的安特生不再重操地质学旧业，而是荣膺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馆长。这是一个回忆和沉思的大好机会，安特生洗去了栉风沐雨的疲倦，在琳琅满目各具形色的文物中翻检着考察日志，写出了《中华远古文化》和《中国史前史研究》等著作。安特生拉开了中国史前考古的序幕，也为中国培养了一批考古人才。受安特生的影响，中国考古学家不约而同地关注过沙井文化。1944年，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、中国地理研究所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奔赴甘肃，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主持了沙井文化的考察。1948年5月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裴文中、贾兰坡教授在民勤考察了除三角城之外的由安特生发现的全部遗址。他们此行发现了张掖和永昌县城附近也有沙井式的陶器及遗物，裴文中教授认定它们也是沙井文化类型。中国现代考古学家、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认为，安特生的发掘，方法并不精确，功过参半。特别在甘肃，安氏急于求成，竟从居民手中大肆收购陶罐，导致居民随意向地下捣掘，造成考古学上的损失。对安特生的“彩陶西来说”，李济也指出，如果认为彩陶来自西方，则彩色细致的陶器，应在距来源近的地方，但事实上是越往西越粗，难以自圆其说。安特生在民勤发掘后的若干年，沙井文化命名地的陶器数量已不多见。而在邻近市县，时有该文化类型器物出土。民勤县博物馆现存的双耳彩绘条纹罐，出土地于永昌县鸳鸯池，系当时武威地区文物普查队调剂民勤文化馆的物品。事实如今日世界，文明古国已无多少现实文明，鲜活的文明都在邻国异邦。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史前考古活动中，沙井文化占了不可或缺的一页。对于民勤及河西地区而言，沙井文化是文明的晨曦，记载了史前人类活动的余烬燧影；对于中国陶器史来说，沙井文化是陶器时代的回光返照。沙井文化之后，中国陶器逐渐消隐于历史长河，留下了至今令人心动而又难以破解的自然之谜。 (原载《甘肃文史》2013.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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